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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沂农村商业银行党史天天读 | “洋包子”与“土包子”打成一片
  新沂农村商业银行党史天天读 | “洋包子”与“土包子”打成一片
  “青年!中国青年!延安吃的小米饭,延安穿的麻草鞋,为什么你爱延安?”
  “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,也不怕路遇‘九妖十八怪’,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,不能到前方抗战,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,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。”
  诗人柯仲平的《延安与中国青年》,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“朝圣”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。
  “来则欢迎,去则欢送,再来再欢迎”
  作曲家冼星海到延安时的心理是:“我就抱着试探的心,启程北行。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。”
 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,中共中央定下“来去自由”的政策:“来则欢迎,去则欢送,再来再欢迎”。也有不适应延安生活的同志,不久又离开了,何穆与陈学昭夫妇就是一个例子。
  1938年8月,何穆和陈学昭夫妇来到延安。何穆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,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;陈学昭留学法国并获文学博士学位,是著名作家,她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。两个人到延安后,工作积极性很高,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给革命事业。可是日子一长,矛盾出现了。何穆是科班出身,工作认真,认为延安医疗界一些人有游击习气,他提出的正规化医院建设的建议,因为战争环境、敌人封锁而没有被采纳,他一时觉得工作被掣肘,不能发挥个人的作用,萌生了重回国统区的念头;陈学昭也因为生活上的不适,愿意跟丈夫一起离开延安。离开延安前,李富春代表中央为何穆夫妇送行,他叮嘱何穆,回到重庆后,有困难就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联系,并郑重表示,若愿意回来,一如既往地热烈欢迎。何穆夫妇于1939年1月离开了延安,回到重庆开了一家私人诊所,面对昂贵的物价、特务的盯梢、黑社会的勒索,日子过得艰难,以致他们的男孩患病后因经济拮据不能及时治疗而夭折。他们想: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为无钱医治而死,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可取之处?经过重庆与延安的反复对比,何穆夫妇于1940年12月重返延安,两个人都在1945年入党。
  1938年3月,萧军到达延安。毛泽东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,派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,和培元热情地为萧军安排时间与毛泽东见面。萧军一点不领情:“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,到延安路过,住不了几天,毛主席公务很忙,我就不去打扰了!”毛泽东毫不见怪,亲自上门拜访。萧军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,是毛泽东的座上宾。萧军在工作中与一些作家产生矛盾,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也看不惯,他性格炽烈,一次与人吵架时竟然拿出了刀子,还几次提出离开延安。毛泽东多次与萧军谈心,还写信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:“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,缺乏了解,有些意见想同你说,又怕交浅言深,无益于你,反引起隔阂,故没有即说。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,你对我说的,都值得注意,都应改正,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,不要绝对地看问题,要有耐心,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。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,方有出路,方能‘安心立命’。否则天天不安心,痛苦甚大。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,我觉得同你谈得来,故提议如上,如得你同意,愿同你再谈一回。”萧军在延安感受到共产党人对党外文化人的真诚与包容,不再嚷嚷着离开延安。
 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
  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甘宁边区,毕竟是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,这里有着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。许多刚到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适应、与军民融合不到一起的问题。同时,中共党内军内的一些同志还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,有的瞧不起知识分子,有的不信任知识分子,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。
  毛泽东在《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》中批评一些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,对如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:“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,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,加入我们的学校,加入政府工作,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。”“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,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,使工农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,同时实现起来。”这些要求,体现了把知识分子纳入党的体制、改善党的结构的战略思考。
  “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,这是团结自己、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。”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以及下功夫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,是“工农的知识分子化”“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”以及打造一支“有文化的军队”的重大举措。
  崭新的世界观方法论
  中央出版局翻译和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,中宣部编印的《整风文献》规定了22个必读文件,引导青年知识分子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。在鲁艺教书的诗人卞之琳说:“跑来延安的四方青年,对于新知识也如饥似渴,不限于在抗大、陕公等院校学习的,大家都经常人手一册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《论持久战》《论新阶段》等,我自己当时未及而立之年,在这种读书浪潮里泡了一阵,也初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,使我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是非真伪当中,基本上能坚持真理,修正错误,一生受用不尽。”
  唯物辩证法、为人民服务、实事求是、统一战线、独立自主、理论联系实际、工农兵等词汇携带着崭新的世界观方法论进入知识青年的头脑。
  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孙铮是“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”,1943年7月辗转来到延安。在学习讨论会上,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的事情,这使她感到十分新奇。孙铮的父亲孙泽余科举及第,官至汉中道尹,正四品;叔父孙泽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,陆军中将;姐夫张先举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。在孙铮的记忆中,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,从来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。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,她感受到一股荡涤灵魂的清风。她毅然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。她说:“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,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!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,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!”词语就这样携带着方法论进入一个人的头脑,掀起头脑风暴,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。
  一面整风学习,一面生产劳动,教育与生产相结合,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,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“多空文而少实用”的空谈习气,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。画家张汀说:“整风以后,都觉悟到在窑洞里表现工农是不行了……现在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了,和实际生活结合——下乡去。”作家吴伯箫离开延安时说:“从延安出来,人们第一个记得‘为人民服务’。”
  同时,工农兵从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文化知识与科学精神。在延安,知识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习惯在机关和部队逐渐流行开来。延安不生产笔,所有的笔都是带进来的。海伦·斯诺在《延安采访录》中说:“人们把老掉牙的钢笔插在衣袋里,只要能弄到手,即使他们不会写字,也要把钢笔插起来,这是他们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。”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样子,从延安知识分子那里时兴,后来流行到工农兵当中,流行全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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